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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由王利明领衔提出的八编建议稿：总则、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物权、债总、合同、侵权，共2057条。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国家监察委员会查办犯罪案件，应当允许律师为被调查人提供法律帮助。

总之，将反贪腐的强压态势持续下去，并非只有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一唯一选项，在现有基本格局之内，重新武装检察机关，只要地位设定得当、职权配置到位、侦查措施得力以及程序调整适当，检察机关同样可以达到纪委办案的境界。从党的权力结构上看，高度统一的领导体制形成有力的上命下从关系，全党服从中央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纪律要求，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加大，对于纪委来说，无疑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正是基于上述优势，纪委成为近年来反贪腐行动中的主导机构，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突破，反贪腐战绩惊人。[15]对于二权学说，有学者批评说：二权之不适用，不仅在理论上不能战胜（三权学说），即在事实亦不相宜。（五）国家监察委员会应有弹劾权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包括监督权、调查权、处置权，这些权力之外，还应配置有弹劾权。

其主要表现在以党治国。[25]国家制定法律，官员与民众应当共信共守，对于实体法如此，对于程序法亦是如此，这就要求，将现行有效的法律弃置不用乃至另起炉灶的做法，需要格外慎重。这没有什么不可以，但问题在于，检察院反贪部门原来行使这些职权时，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可自己决定逮捕，自己决定是否提起公诉，那么，这些部门或职权划归监察委员会后，到底应由谁行使批捕权和提起公诉决定权。

制约分为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两种典型形式。毕竟，在透明国际2015年纳入的180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排名居第18位，虽比前几年下降了6位，但仍然是全球最廉洁的区域之一。这种内设专职监察部门的人员与它的监督对象应分别在不同地点办公，并杜绝与其监察对象的不必要接触。监察委员会将与执法、司法机关有机衔接、相互制衡。

权力在我国宪法中表现为职权或权限。制约虽然也可以分为单向的和相互的，但制约比监督更有刚性。

不追查的举报全部送交审查贪污举报谘询委员会（审贪谘委）处理，可追查的举报全部交各调查小组调查。案件起诉后自然有的定罪有的不定罪，不定罪的举报都交审贪谘委。廉署已完成调查的个案。立法会有权赋予或撤销廉政公署的权力，并要求廉政专员出席立法会会议，解答有关廉政公署的政策及经费的问题。

2015年7月中纪委通报的广东省纪委原副书记、监察厅原厅长钟世坚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案。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监察委员会 监督制约 。这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将试点地区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这里需要说明，监督与制约虽然通常被人们一起谈论，但其实两者不是一回事。

在我国现行宪法架构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作为中央国家机关的监察委员会，其本身及其官员的活动，会受到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监督：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对监察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

不妨拿负责监察廉署调查工作的审查贪污举报谘询委员会为例看看其组织和职权行使情况。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数十年间是有教训的，其中一个突出的处理不适当的例证，是公安局长同时担任党委的政法委书记，这种安排造成国家行政机关中的公安部门的政治地位高于法院。

好在这种不恰当做法现在已经基本得到纠正。与我们讨论的主题相关的法权平衡内容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法权结构平衡，即权利与权力占比平衡，它要求在整个法定之权中，权利的体量与权力的体量大体相当，一方不会对另一方形成压倒优势。从理论上说，这样安排是为了提升制约方的政法综合权重，使其得以与被制约方的政法综合权重平衡。在监察委员会内设置类似香港廉署内部调查及监察组的部门，专责调查针对监察委员会官员违法违纪和贪腐等方面的指控，对于涉嫌犯罪的行为直接向检察院报告。如果他说的权力是指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的权力，那么，我们应该承认这句话是对权力运行规律实事求是的总结。该委员会的职权首先是听取廉政专员报告以下事项：接获的所有贪污举报及廉署如何处理这些举报。

因为，权利是公民等个体利益从而个体所有之财产的法律存在形式，而权力是国家利益从而公共机关所有之财产的法律存在形式。在国家机构内有从全国人大到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决定》还规定：为履行上述职权，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法规和决定，审查省、自治区、直辖市监察委员会的法文件和决定，提出报告。

这样，就可在法院专门设立羁押审查庭，当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提出申请时，由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公开开庭审查羁押的必要性并作出决定，从而加强法院对监察委员会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制约。向行政长官反映任何值得关注的执行处运作或该委员会所面对的任何问题。

具体说来，这就是要求监察委员会在现行政治法律体制内受监督制约，不仅自身设监督机制，还与其它执法、司法机关相互制约，使各个对称要素保持动态平衡，防止做过头造成另一方面的弊端。香港现任廉政专员写道：40多年来，廉署致力肃贪倡廉。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可以说，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力如此巨大而又集中的监察机关。

就廉署管辖范围内进行调查所得到的资料，向廉政专员建议哪些资料应送交有关部门、公共机构、其他机构或个别人士。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

在宪法地位平行的各个国家机关中，行政机关的实际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高于法院有其弊端，会不利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公正审理和裁判。3、 在《宪法》第135条的框架内落实对监察委员会职权行使行为的制约。

香港廉署的以上监察制衡措施制度都有实质性内容，并非虚应故事。在适应监察委员会特点创制新的监督制约形式方面，我们或许应该特别强调法权平衡即法定之权各个对称要素的平衡，法权本身是法定全部利益从而归属已定之全部财产的法学存在形式。

与中央监察委员会有关研究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监察监督委员会保持工作联系。这应该可以算比较实事求是的说法。笔者注意到，此前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不仅要求强化对监察对象的监察，同时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此前中共中央确定的改革方案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决定向我们展示了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组织机构、职权和行使职权的程序等几个方面的大致轮廓。

在当代中国，宪法法律实施同执政党党章和党的其它行为规范的实施密切相关，相辅相成。香港有关法例在赋予廉署广泛的调查权的同时，为了防止廉署滥用权力，也针对它自身设置了完备的监察制衡机制。

检察官直接行使调查权和起诉决定权的情况是有的，但除紧急情况外，逮捕往往须经法官批准。但是，掌握犯罪调查权或刑事案件侦查权的国家机关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如果高于审判机关，弄不好被调查、被侦查对象的一些最基本的权利就会经常性地处于危险中。

将来监察委员会的第二个特点是权力厚重。调查进度和结果显示无贪腐证据的举报送审贪谘委，有证据的调查结果交律政司，由律政司司长就检控与否做出决定，不检控的举报案交审贪谘委。